4月17日，重大革命歷史題材電視劇《覺醒年代》在京舉行研討會。與會專家指出，這部劇通過對1915年到1921年這個“覺醒年代”的藝術再現(xiàn)，填補了黨史創(chuàng)作空白，深刻揭示了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選擇中國共產(chǎn)黨的歷史必然性。劇中沒有生硬刻板的說教，沒有貼標簽喊口號，沒有臉譜化、概念化，而是真正抓住“講好故事”這個電視劇文藝創(chuàng)作的核心要義，在重大題材作品中見神韻、見風骨、見人心，給重大題材創(chuàng)作帶來很大啟發(fā)。

清明節(jié)

觀眾給劇中英烈掃墓獻花

作為慶祝中國共產(chǎn)黨成立一百周年優(yōu)秀電視劇展播劇目，《覺醒年代》于今年2月1日至3月19日在央視一套黃金時間首播，隨后在北京衛(wèi)視和安徽衛(wèi)視二輪播出，引發(fā)熱議不斷，熱度口碑持續(xù)增長。首輪播出中，該劇在同時段播出劇中持續(xù)占據(jù)榜首，收視率穩(wěn)居中國視聽大數(shù)據(jù)排行榜第一，網(wǎng)絡評分高達9.2分，超七成網(wǎng)友給出五星好評，四星以上好評占比超過94%，打破了黨史題材電視劇的多項紀錄，為重大革命歷史題材電視劇創(chuàng)作樹立了新典范。

今年清明節(jié)，在上海龍華烈士陵園，陳延年、陳喬年的墓前放滿了鮮花，很多人是通過《覺醒年代》知道了他們。這部劇激發(fā)了觀眾的愛國主義熱情，形成了強大的共情和共鳴效應，更為可貴的是該劇充分拉近了主流文化和青年的距離，讓90后、00后年輕人產(chǎn)生信念感、使命感。在電視劇收官后，網(wǎng)上有人問，《覺醒年代》有續(xù)集嗎？網(wǎng)友回答，你現(xiàn)在的幸福生活就是續(xù)集。

“《覺醒年代》在視聽層面創(chuàng)造出的藝術感召力，與劇集引發(fā)的觀眾贊嘆，一起形成了當下中國文化景觀中的‘覺醒’現(xiàn)象。”

研討會上，北京大學藝術學院副院長、長江學者特聘教授李道新談道，電視劇播出后，無數(shù)觀眾通過密集的彈幕表達了他們的觀劇感受，總結起來就是八個字“熱血沸騰、熱淚盈眶”，這種跨越百年感受到的震撼，與其說是一種純粹的藝術感召力，不如說是一種跨越歷史的思想探索與代際對話。

中國文聯(lián)原副主席、文藝評論家李準評價說，《覺醒年代》在重大革命歷史題材電視劇創(chuàng)作上實現(xiàn)了新的拓展和突破，立起了重大革命歷史題材創(chuàng)作和播出效果的又一個新高地。

中國廣播電視社會組織聯(lián)合會副會長李京盛指出，《覺醒年代》在堅持歷史史實上做到了扎實，編劇龍平平是黨史研究專家，懂黨史的人又會寫戲，是創(chuàng)作這部革命歷史題材劇得天獨厚的優(yōu)勢。劇本在創(chuàng)作之初就在主題和立意的表達上明確了目標——努力追求藝術創(chuàng)新，實現(xiàn)重大革命歷史題材審美上的新突破。劇作將宏大敘事與個人命運敘事、情感敘事高度融合。劇中的革命者不但有個人的革命經(jīng)歷，更有家庭生活、情感生活。陳獨秀在劇中既是中國共產(chǎn)黨的早期領袖，也是一個父親，跟他的孩子有強烈的代溝。“父親，丈夫，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五四運動的總司令，黨的創(chuàng)始人，共同構成一個活生生的人。這就是讓觀眾認可這部作品的理由所在。”

追完劇

相當于學習一遍黨史

《覺醒年代》豐富了建黨偉業(yè)的敘事框架，回答了紅船從哪里來，邊學黨史邊追劇成為全新的看劇方式。

劇中的時間跨度是從1915年至1921年。編劇龍平平說，新中國一切的美好皆源自這六年時間。自從近代中國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國人民在內(nèi)憂外患中進行著不屈不撓的斗爭，但由于缺乏科學理論的指導，找不到正確的道路。新文化運動時，傳入中國的有十幾種思潮，包括無政府主義、工團主義等。對這些主義，當時不僅僅是理論的傳播，還有許多實驗，但都不靈，這些思想激蕩在《覺醒年代》中多多少少都有所展現(xiàn)。

中國文藝評論家協(xié)會副主席尹鴻認為，新文化運動到建黨這段時間是一個風起云涌的時代，是一個現(xiàn)代的中國跟一個傳統(tǒng)的中國痛苦地決裂和告別的過程，這段時期有突出的復雜性、豐厚性，所以這個題材的創(chuàng)作需要非常強的歷史唯物主義的態(tài)度和勇氣。《覺醒年代》還原了歷史語境，當時的知識分子也罷，普通大眾也罷，都在為中國找出路，因為那是一條沒人走過的路，所以“探路者”們在用不同的方式進行選擇。

即便在今天看來是幼稚的，比如陳延年、陳喬年曾實驗過克魯泡特金的互助論，這些都在劇中給予了一定呈現(xiàn)。同時，劇作也讓觀眾看到了時代滾滾向前帶來的沖擊和改變。在《覺醒年代》中可以看到，在新文化與舊文化的激烈碰撞中，在與無政府主義等十幾種思潮的相互激蕩中，馬克思主義是如何在中國逐漸傳播開來的。

在劇情的講述中，李大釗、陳獨秀、毛澤東等先進知識分子經(jīng)過反復比較，反復論證和反復實踐，在同反動落后勢力的不斷斗爭中，在是與非的甄別、血與火的洗禮中，最終信仰了馬克思主義?！队X醒年代》把復雜的文化之爭，深奧的思想問題，艱難的道路選擇，表現(xiàn)得淋漓盡致。觀眾通過這部劇與覺醒年代的探路者同行，深刻理解了中國共產(chǎn)黨人為理想信念不懈奮斗的真摯情感。

在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仲呈祥看來，《覺醒年代》營造了屬于那個時代的歷史氛圍，尤其“在人物創(chuàng)作上，堅定的按照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全面吸取了歷史的營養(yǎng)。”《文藝報》藝術部主任高小立認為，《覺醒年代》刷新了觀眾對中國共產(chǎn)黨建黨從上海石庫門到嘉興紅船的傳統(tǒng)認知，了解到中國共產(chǎn)黨這艘紅船駛來的源頭是北大紅樓，彌補了中國共產(chǎn)黨在影視作品中關于這一段歷史的創(chuàng)作空白。

有溫度

堂堂正正講我們的故事

回溯整個創(chuàng)作歷程，《覺醒年代》導演張永新說，“堂堂正正”這四個字是全劇提綱挈領的創(chuàng)作指引。2018年6月接到這個項目時，張永新實際上曾經(jīng)猶豫了小半年的時間，那時候他心理上最大的忐忑是如此大的題材能不能接下來。直到張永新和制片人劉國華進行了一次四個半小時的長談，才最終達成了共識，那就是要勇氣堂堂正正把這個故事講好。

《覺醒年代》播出時，張永新在彈幕上看到很多年輕觀眾表達對這個戲的喜歡，而他們經(jīng)常使用的話語是“我竟然也喜歡上了這么一個主旋律紅色劇。”張永新說，話語中的前置詞“我竟然”反映了當下一部分年輕觀眾的觀劇心理，好像主旋律劇、紅色題材劇離自己比較遠，這可能是因為在此之前他們所接觸的某些主旋律劇會有人物干癟或者概念先行的問題，“恰恰這就是我們特別想在《覺醒年代》中證明的，主旋律劇離我們不遠，紅色題材劇可以拍得振奮人心、蕩氣回腸，這也是我說的，用堂堂正正的精氣神把這段歷史講好，講得富有感情、富有溫度，讓它有廣度、有深度。”

劇中，陳獨秀送兩個兒子去法國勤工儉學的一場戲打動了無數(shù)觀眾。張永新導演在這里做了一個“閃前”的設計，加入了1927年陳延年、1928年陳喬年英勇就義的畫面，好像陳獨秀在碼頭與兒子們惜別時，從遠去的背影中看到了他們的將來。張永新回憶，拍攝這場戲時，他在溝通中問攝影指導，假如上海龍華警備司令部所在的那塊土地有感知，它知不知道在1927年到1928年不到一年的時間里，將吸納一奶同胞兩兄弟的鮮血？問題提出后，現(xiàn)場一片靜默。張永新看到，攝影指導眼中含淚，導演組、助理眼中含淚，于和偉和年輕演員們眼中含淚，所有在場的演職員都被烈士的偉大事跡所深深地感動。

劇中“南陳北李，相約建黨”這場重頭戲，是一場令編劇龍平平寫到深夜不禁大哭的戲，也是劇組在后期影像上使勁最大的一場戲。李大釗和陳獨秀在海河邊關于建黨的對話是全劇最華彩、最高光的時刻，他們的語言沒有任何雕琢，而這份樸實背后的力量恰恰是最大的，它回答了建黨的初心：帶領窮人鬧革命，建立合理的社會制度，讓大家都能過上好日子，這就是共產(chǎn)黨的初心和使命。

畫面以油畫般的質(zhì)感呈現(xiàn)，隨著陳獨秀、李大釗的拳頭握緊，用了多角度的速切和升格，兩人手臂緩緩舉起，天地間響起了圣潔的女童哼鳴聲，那是《國際歌》的前奏，當“南陳北李”說出將為這個國家和民族奮斗終生的時候，《國際歌》變奏成銅管樂隊的宏大禮贊。張永新說，這樣的音樂設計和場景調(diào)度都是要表達出，編劇龍平平在劇本里所寫到的力透紙背的歷史時刻。

如今，作為創(chuàng)作者看到滿屏對《覺醒年代》的肯定，張永新感到非常高興，非常驕傲。在他看來，《覺醒年代》的成功絕不僅僅是藝術創(chuàng)作的成功，觀眾和網(wǎng)友“淚目”，更重要的原因是烈士精神的感召，是這段歷史太偉大了。“這是我們作為創(chuàng)作者最大的幸運。”（記者 邱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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