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劉召明（浙江越秀外國語學院中國語言文化學院教授）

唐代越州（州治位于今浙江紹興）本土詩人有36人，主要有虞世南、賀知章、嚴維、秦系、朱慶馀、吳融等，詩歌數(shù)量1000首左右（據(jù)陳尚君《唐五代詩全編》統(tǒng)計）。越州作為浙東唐詩之路的核心區(qū)域，本土詩人和詩作數(shù)量雖然不多，但在推動詩路形成、發(fā)展與延續(xù)方面發(fā)揮了重要作用，作出了獨特貢獻。

越州本土詩人開放包容，提升了浙東文化的感召力。浙東唐詩之路既是山水寄情之路、尋仙訪道之旅，也是一條文化融合之路。“山陰道上桂花初，王謝風流滿晉書。”（羊士諤《憶江南舊游二首》其一）“永嘉南渡”以來，北方士族紛紛南下，南北文化在此交匯交融，王謝風流為代表的名士文化由此誕生，蘭亭雅集、雪夜訪戴、寫經(jīng)換鵝、東山再起等風流逸事令唐代文人緬懷追慕。這一名士文化背后體現(xiàn)的是浙東文化的開放包容，是浙東士人欣于接納其他地方文化的胸襟氣度。

在浙東唐詩之路上，外地詩人因仕宦、漫游、流寓等原因來到浙東，越州本土詩人往往以其開放包容的胸懷熱情接納，令人賓至如歸，形成了良好的文學場域生態(tài)。比如大歷浙東聯(lián)唱的發(fā)起者之一嚴維，雖然仕途不顯，但在大歷詩壇非?；钴S，交游極其廣泛，有很大的號召力、影響力。他既有古道熱腸的好客之情，又有交接士人的風雅之興。他與鮑防交誼深厚，關系密切，所以才有“是時中原多故，賢士大夫以三江五湖為家，登會稽者如鱗介之集淵藪”（穆員《鮑防碑》）。嚴維贈別劉長卿時的“三送三答”更是彰顯了其對貶謫文人的深情厚誼?；矢θ皆鴮谰S比作東晉清流名士許詢（《秋夜宿嚴維宅》），章八元則尊之為“夫子”（《歸桐廬舊居寄嚴長史》），“一時名輩，孰匪金蘭”（《唐才子傳》）。再如“入唐八家”之一的空海歸國前來到越州，居留五個月，作《與越州節(jié)度使求內外經(jīng)書啟》，向越州節(jié)度使求助雇人書寫。他在越州期間還頻頻與當?shù)匚娜顺?。臨別之際，本土詩人釋曇清、釋鴻漸作《奉送日本國使空海上人橘秀才朝獻后卻還》，留下了一段中外文化交流的佳話。

越州本土詩人詩歌創(chuàng)作地域特色鮮明，增強了浙東文化的吸引力。越州本土詩人的詩歌創(chuàng)作往往體現(xiàn)出鮮明的江南地域特色，即便漫游各地，甚至仕宦長安，也多有描寫江南甚至浙東地理風物與人文典故的詩歌。

賀知章對故鄉(xiāng)有深厚的感情，即便在長安仕宦幾十年，依然對故鄉(xiāng)的山水河湖、鄉(xiāng)音風物等念念不忘。他的詩歌意象呈現(xiàn)出典型、鮮明的浙東文化特色。鏡湖是賀知章詩歌中的典型意象。“唯有門前鏡湖水，春風不改舊時波。”（《回鄉(xiāng)偶書二首》其二）“鏡水無風也自波。”（《采蓮曲》）“鏡湖莼菜亂如絲。”（《答朝士》）通過這些詩句，可以看出賀知章對家鄉(xiāng)鏡湖別有深情，寄寓了他對故鄉(xiāng)的思念與牽掛。另外賀知章對稽山的描繪“稽山罷霧郁嵯峨”（《采蓮曲》），對鄉(xiāng)音風物的描寫“鄉(xiāng)音難改鬢毛衰”（《回鄉(xiāng)偶書二首》其一）、“二月春風似剪刀”（《詠柳》）等，都已成為會稽家鄉(xiāng)不可分割的部分。隨著這些詩歌的流播，賀知章及其故鄉(xiāng)也成為一種詩意的存在，吸引眾多詩人前往浙東到訪、憑吊與追憶。

吳融是晚唐政事能臣與詩歌大家，“文藻贍逸，學海淵深”（曇域《〈禪月集〉后序》）。他早年離開浙東，先后隱居茅山、松江，進士及第不久隨韋昭度征蜀，流寓荊南，仕宦長安，最后隱居河南閿鄉(xiāng)。雖然吳融絕大多數(shù)時間漂泊在外，但在詩中他自稱“越客”，寫到了很多與浙東相關的地理、風物意象與人文典故。不僅有山陰、蕺山、沃州、若耶溪、金庭、稽山、剡溪等浙東地名，梅花、杏花、釣舟等江南風物，還有大量與浙東相關的歷史人物如大禹、西施、孔稚珪、謝安、謝靈運、賀知章等，這些文化符號無疑增強了浙東唐詩之路的吸引力。

大歷浙東聯(lián)唱是繼蘭亭雅集后越州的又一次文人盛會，在浙東詩路發(fā)展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需要指出的是，17場聯(lián)唱的地點都在越州，蘭亭、若耶溪、鏡湖、鮑防宅、嚴維宅、嚴氏園林等均為浙東唐詩之路上的重點名勝，體現(xiàn)了鮮明的越州地域色彩。這些浙東奇異秀麗的自然山水，底蘊深厚的人文歷史，連同獨具特色的民俗風物，吸引了更多詩人造訪浙東。

越州本土詩人詩歌成就顯著，擴大了浙東文化的影響力。虞世南歷仕陳、隋、唐三代，在唐詩發(fā)展史上，是一位“漸開唐風”（沈德潛《唐詩別裁集》）、標志“唐音之始”（許學夷《詩源辯體》）的詩人。唐太宗為秦王時，開設文學館，館中號為多士，眾人推虞世南為“文學之宗”。后虞世南為秘書監(jiān)，唐太宗盛贊其為德行、忠直、博學、文辭、書翰“五絕”大臣。虞世南在政壇、文壇上的地位與榮耀擴大了故鄉(xiāng)越州在長安乃至北方文化圈的影響。

賀知章歷仕武周、中宗、睿宗、玄宗數(shù)朝，亦曾為秘書監(jiān)，道德文章聲望卓著，為政壇耆宿、文壇領袖。賀知章遠在長安仕宦，其“四明狂客”的稱謂既是對自我個性人格的認同，也體現(xiàn)了他對故鄉(xiāng)浙東的深厚情結，同時也讓人產(chǎn)生對浙東地域文化的想象。賀知章辭官返鄉(xiāng)時，太子百官餞送長樂坡，李林甫、李適之等人撰奉和應制詩三十余首。其中不少詩歌提到了越州的諸多地名如稽山、鏡湖、禹穴、四明等。這些山水地名隨著賀知章返鄉(xiāng)而傳播，這對于擴大浙東文化在全國的影響，為浙東唐詩之路的形成起到了鋪墊作用。賀知章的文學活動處于初唐向盛唐轉變之際，其詩歌成就與人格魅力對李白產(chǎn)生了深刻的影響，而李白的浙東之行既構成了浙東唐詩之路上的生動圖景，又推動了浙東唐詩之路的形成與發(fā)展。

再如隱逸詩人秦系平交王侯，不卑不亢，表現(xiàn)出超越世俗、不問名利的隱逸情懷。他“閉戶不曾出，詩名滿世間”（戴叔倫《題秦隱君麗句亭》），“一代公卿盡故人”（戴叔倫《送秦系》），為越州贏得了榮譽，擴大了越州的影響力。朱慶馀向張籍行卷后，張籍作詩：“越女新妝出鏡心，自知明艷更沉吟。齊紈未是人間貴，一曲菱歌敵萬金。”（《酬朱慶馀》）由于張籍的賞識與抬愛，朱慶馀在人才濟濟的長安詩壇風光無限，名聞天下，同時也讓越州、越女、菱歌等地域文化符號更加彰顯。晚唐時還有一位活躍于長安的越州僧人——棲白。棲白被稱為“空門才子”（李頻《題薦福寺僧棲白上人院》），為內廷供奉，賜紫色袈裟，極盡富貴，詩作卓著，堪稱唐代越州本土詩僧的后期代表。貫休贊其“好句逼人寒”（《寄棲白大師二首》其一），許棠賞其“詩傳華夏外”（《贈棲白上人》），張喬吊其“篇章名不朽”（《吊棲白上人》）。詩僧云游四方、行蹤不定，自身便是浙東文化的流動載體。他們漫游異鄉(xiāng)，廣泛交游、唱和之時，無疑擴大了浙東在全國范圍內的影響，無形中對浙東唐詩之路的發(fā)展起到了推動作用。

總之，越州本土詩人對浙東唐詩之路的形成、發(fā)展與延續(xù)作出了重要而獨特的歷史貢獻，對他們進行全面系統(tǒng)研究有助于我們探索浙東唐詩之路形成的地域文化基因，深入理解浙東詩路文化多元廣泛的藝術審美風貌。

《光明日報》（2025年12月29日1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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